国家“双减”政策实施以来，校外学科类培训被明令禁止，但以“某”东方为代表的部分教培机构却屡屡以“擦边球”方式突破限制，引发社会争议。这一现象既折射出政策执行中的漏洞，也暴露了教育内卷的顽固性，更揭示了教育改革中多方利益博弈的复杂性。

 一、政策高压下的转型“游击战”  

“某”东方，在政策夹缝中展现了极强的生存能力，其转型策略呈现出“见招拆招”的特征：  

1. 学科补习“换马甲”

合肥“某”东方分校以“新概念英语”教材为名开设英语补习班，辩称其“不属于学科类培训”，成功规避监管。这一做法被质疑为“文字游戏”，但监管部门因政策细则模糊未予处罚。  

部分机构将补课班更名为“托管班”，表面上提供课后托管服务，实则延续学科辅导，形成“换汤不换药”的灰色产业链。  

2. 转向非学科领域

推出高价体育培训班，按中考标准模拟考场，收费高达5220元/期。此举被嘲讽为“附骨之疽”，利用体育分数占比提升的政策趋势，将内卷从文化课延伸至素质教育领域。  

3. 家长培训“曲线救国”

开设“优质父母馆”，教授家长时间管理、学习方法等课程，试图通过培训家长间接影响学生教育。尽管广州等地随后禁止“家长补课”，但这一模式仍暴露出教培机构对家庭教育焦虑的精准利用。

 二、争议背后：政策漏洞与内卷惯性  

“某”东方的“突围”策略之所以屡屡得逞，根源在于多重矛盾的交织：  

1. 政策执行细则的模糊性

“双减”政策对“学科类培训”的定义存在弹性空间。例如，新概念英语是否属于学科培训、体育培训的边界如何划定等问题，均缺乏明确界定，导致监管尺度不一。  

2. 家长焦虑催生的市场需求

尽管政策旨在减轻负担，但升学竞争的本质未变。家长担忧“不补课即落后”，甚至认为禁止补课会加剧阶层固化——富裕家庭可通过私教维持优势，普通家庭则失去追赶渠道。这种焦虑成为教培机构存续的社会心理基础。  

3. 资本逐利与政策目标的冲突

“某”东方等机构作为上市公司，需对股东利益负责，必然寻求政策夹缝中的生存空间。其转型策略本质是“将内卷转移至新战场”，例如通过体育培训制造新的竞争赛道，反映出资本对教育资源的商业化改造惯性。

  三、破局之道：从“堵漏洞”到“疏需求”  

要根治教培乱象，需超越“一刀切”思维，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：  

1. 完善政策细节，强化动态监管*

 明确学科与非学科培训的界定标准，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，防止机构利用政策模糊地带“打擦边球”。例如，将体育、艺术等素质类培训纳入教育评价体系时，需同步制定防内卷规则。  

2. 优化教育评价体系，弱化分数竞争

 推动中高考改革，减少对标准化考试的依赖，增加实践能力、综合素质评价权重。唯有打破“唯分数论”，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补课需求。  

3. 扩大公共教育服务供给

推广“5+2延时服务”，提升校内教学质量和课后辅导能力，满足家长对托管与学习支持的需求，压缩校外培训的生存空间。  

“某”东方的“游击式生存”是一面镜子，既照见政策执行中的现实困境，也映射出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长远挑战。破解这一困局，需要政策制定者、学校、家庭与社会形成合力，将减负从“被动合规”转向“主动革新”，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。若仅靠围堵教培机构，而忽视深层制度变革，则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的戏码恐将反复上演。(国廉评论网山西观察室：刘向华)

编辑：李旭平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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